一九九三年的春天，厦门海关的报关大厅里，一个中年男人正低头填单子。 他填得很慢，很认真，每一栏都写得工工整整。报关品名那一栏，他写的是“化工原料”，数量那一栏，他写的是“两千吨”。窗口里的关员接过单子，扫了一眼，拿起章，啪地盖下去。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。 那个男人收起回执，转身走出大厅，上了一辆停在门口的黑色皇冠轿车。车子发动，汇入湖里大道的车流，很快不见了踪影。 两千吨“化工原料”，就这么进了关。 实际上，那艘船上装的是柴油。新加坡来的，低硫低蜡，品质好得很。报关单上的品名是假的，数量是假的，价格也是假的。整船货，没有一升是合法的。 这样的单子，在当时的厦门海关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张。 盖戳的那个关员，后来在调查组面前回忆说，他其实知道那批货有问题。但他更知道，那张单子背后的人，惹不起。 他说的那个人，就是赖昌星。 很多人后来复盘远华案，喜欢把注意力放在红楼、放在那些香艳的传闻、放在赖昌星和李纪周之间的金钱往来上。这些东西当然重要，但它们只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：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晋江农民，凭什么能在短短几年之内，把一个走私网络铺遍小半个中国？凭什么能让海关、港务、公安、金融那么多部门的人，心甘情愿替他办事？凭什么敢说出“没人敢动我一根汗毛”这种话？ 答案不在红楼里。 答案在九十年代那片特殊的土壤里。 那时候的中国，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转型。计划经济还在，市场经济也在，两套规则并行，中间留出了一道巨大的灰色地带。谁能在这道灰色地带里找到缝隙，谁就能赚到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钱。 成品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 当时国内的原油价格和成品油价格是双轨制。计划内的油，便宜得跟白送差不多，但指标有限，普通企业根本拿不到。计划外的油，价格放开，随行就市，一吨柴油的差价能有好几百块。而国际市场上的油价，又比国内计划内价格高出一截，比国内计划外价格低出一大截。 这中间的价差，就是一座金矿。 赖昌星看准了这座金矿。但他更看准了另一件事：监管跟不上。 九十年代初的海关，技术手段极其有限。报关单是纸质的，审单靠人工，查验靠抽检。一艘货轮装几万吨油，报关单上写什么就是什么，除非查验人员爬上船去一舱一舱地量，否则根本发现不了问题。而查验人员上不上船，什么时候上船，上船之后查哪一舱，这里头的操作空间，大得惊人。 赖昌星把这道缝隙摸得清清楚楚。 他手下的船队，从新加坡装油出发，开到厦门外海，并不直接进港。而是先停在锚地，由小型油轮接驳，分散运到福建沿海那些不起眼的小码头。这些码头有的属于乡镇，有的属于私人，监管力量薄弱，甚至根本没有监管。油罐车在码头等着，油一卸下来，立刻拉走，分销到全省各地的加油站、工厂和工地。 整个过程，货物流、资金流、单据流，三流分离。海关看到的是一套单据，实际发生的是一套货物，银行走的又是另一套账目。就算有人想查，面对一堆互相矛盾的纸面材料，也无从下手。 但这套玩法要持续运转，光靠钻技术空子远远不够。 它需要人。 需要有人在报关环节放水，需要有人在查验环节走过场，需要有人在港口调度上打配合，需要有人在银行结算上开绿灯，需要有人在公安检查时提前通气。 赖昌星搭建的，就是这么一个覆盖整个链条的人情网络。 这个网络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也不是靠砸钱就能砸出来的。它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，需要一种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把握。 赖昌星没读过什么书，但他对人性的理解，比很多读过书的人深得多。 他知道，直接拿钱砸人，是最笨的办法。钱太扎眼，太容易留痕迹，也太容易让人产生戒备心理。真正高明的做法，是先给感情，再给好处。先让你觉得这个人可交，再让你觉得这个人可靠，最后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可辜负。 他对基层关员，用的是这一套。逢年过节，送点海鲜，送两条烟，请吃顿饭。东西不贵重，但心意到了，让人觉得这个老板没架子，够意思。日子久了，这些人遇到事就会下意识地想到他，觉得能帮就帮一把。 他对中层干部，换了一套打法。给你家里人安排个工作，帮你孩子解决上学问题，你老家修路我出点钱，你亲戚做生意我入个股。这些事，单拎出来哪一件都不算大事，但积在一起，就成了一张挣不脱的网。你想抽身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欠了太多人情，还不清了。 他对更高层的人，手法又不一样。 到了那个级别，钱和物已经不是最缺的东西了。缺的是安全感，是退路，是万一哪天退下来之后的安排。赖昌星就专门往这个方向使劲。 李纪周的妻子程辛联，当时正琢磨着退休以后干点什么。赖昌星听说她想承包饭店，二话不说就掏了一百万。这一百万名义上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，实际上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妙就妙在这个名义上。有这层名义在，双方都有台阶下，都说得过去。 李纪周的女儿在美国旧金山开公司，生意不好，快撑不下去了。赖昌星通过渠道汇了五十万美元过去，解了燃眉之急。这件事办得更隐蔽，走的是海外账户，国内根本查不到记录。但人情债是实实在在欠下了，赖昌星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