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聊起近代懂英语的中国人，第一反应常会想到林则徐、曾纪泽。 曾纪泽确实英文功底不错，可以写英文文稿，修改外交相关文件，但他真正着手系统学习英语，已经到1871年，年纪三十有余。 林则徐五十四五岁才开始摸索英语，靠汉字注音死记读音。 这两个人算是晚清官僚群体里面较早接触英语的一批，但算不上最早会英语的国人。至于光绪、溥仪这类帝王学习英语，时间已经到二十世纪，更谈不上先驱。 真正更早接触英语的，是广州十三行那批底层从业者。 十八世纪开始，他们就常年和英国商人打交道。通事、买办、码头跑腿干活的仆役，大多出身普通人家。 他们学这门语言，不是为了开阔眼界，纯粹是谋生吃饭的手段。 这里就得说到当年的制度现实。1757年，清廷推行一口通商，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。 海外商人要采购茶叶，售卖外来货品，核算往来账目，总得有人充当传话的中间人。 可朝廷立下规矩，不许本国人教外国人中文，也不允许民间随意研习外族语言。之前英商洪任辉能讲流利中文，官府查到教他中文的本国商人，直接按汉奸罪名处置。 正规的学习路径全部被堵死，贸易却不能就此停下。 外国商人看不懂中文，朝廷官员也不愿意学外来语言，缺口就落到十三行这批人的身上。 他们手上没有现成课本，没有专业老师，也不存在音标语法工具书。 唯一的条件，就是天天要和讲英语的外国人打交道。听不懂，生意就做不成，也就挣不到糊口的收入。 当地人摸索出一套很土却能落地的办法，拿粤语汉字来标注外文读音，死记硬背词汇。 当时广州坊间书铺，会售卖一类小册子，市面上叫《鬼话》，也叫《红毛番话》。 广州壁经堂刻印的《红毛通用番话》，总共收录372个词汇，分成生意数字、人物日常说法、通用对话、吃食杂物几个板块。 册子里面的记音方式很直白，today记作土地，man记作曼。用粤语念出来，读音可以勉强贴得上英文发音。 美国来华的卫三畏曾经点评过，这类册子标注出来的英语，发音毛病很多。可只要外国人分得清报价、货品数量，就够用。 粤语里面缺少b、v、d、r、st这类发音，当地人就拿p、t、l、sz这类音来替代。thing写成听，red写成劣。部分单词末尾还会额外加上音节，want念成wantchee，catch念成catchee。 语法更是完全顾不上。这种广州英语，不分人称、单复数、时态变化。词句排布直接照着粤语说话习惯来，说白了就是字对字硬转。 他们掌握的算不上完整英语，更像是一套可以拿来换生计的信号工具。几百个核心词汇够用就行，询价、验货、报关、结算。能认得少数单词已经算是水平很高，读写大多是完全不会。 曾经长期居住在广州的美国人威廉·亨特，在1820‑1840年记录下不少当地见闻，写进《广东番鬼录》。 按照他的记述，这种混杂语言，在英国人大量到来之前就已经有源头，里面掺杂葡萄牙语、印度地方语言的痕迹。等到英国商贸规模扩大，英语词汇慢慢占据主体，形成大家口中的广州英语。 亨特写下过一段记录，外国人在广州停留时间短，不愿意耗费精力学习中文。而本地普通人靠着听熟的外来语音，填补语言上面的缺口。顺着单音节中文的表达习惯，拼凑出一套没有固定句法，缺少逻辑连接的口头表达。就是这套简陋的口头工具，支撑起一笔笔数额不小的跨国买卖。 没有严谨语法，读音也漏洞百出，大宗贸易却依靠它顺利完成。这批最早能够使用英语的普通人，几乎没有留下姓名。后世写历史，很容易把这件事拔高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。 但放到当事人身上，学这套说话方式，和木匠学习刨木头没有多大分别。木匠的手艺用来干活，他们记住这些读音，用来和外商打交道换银两。他们脑子里没有“学习英语”这个概念，只是学会“跟红毛做生意要用的话”。 词汇量有限，读音奇怪，语法错乱，却实实在在运转了一百多年的中外贸易。嘉庆时期英国贡船抵达天津，朝廷催促两广总督派送懂外语的翻译北上，依靠的也是这批人。 语言的原始驱动力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学堂教育，而是活下去的现实需求。 对比现在不少人的英语学习，就能看出差别。如今绝大多数人学英语，起点是课堂，终点是各类考试。背单词为做选择题，练听力应付播放录音，写作文只为拿到试卷分数。 走出教室，找不到必须要用英语完成的现实任务。没有非要开口沟通的场景，没有必须听懂的内容。语言就停留在书本知识，变不成实际能力。 十三行的从业者，不用默写how much的拼写，天天在码头听上百遍，自然就可以开口说。现在不少学生，可以把同一个词组默写一百遍，遇到真实沟通依旧张不开嘴。 还有一层是投入回报的差异。当年十三行普通人，记住几百个词，就能直接换来实实在在收入，学会一点就有一点收益。现在很多人从小学读到大学，耗费十几年时间。不出国、不进入外企，日常生活基本用不到英语，回报很难看得见。 投入时间多，回报不确定，学习过程又枯燥，学得吃力也就成了常态。最早这批会对外口头交流的国人，不是把英语书本学懂，而